南通兴东机场首条洲际航线酝酿中

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工作的通知》，各级政法委要"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协调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

很多学者通过对乡村、基层、少数民族、古代社区法律实践的人类学分析，都能发现这些法律实践在语境上的合理性，法律的地方性被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品质[26]，但对于这些同时并存又具有各自合理性的法律实践如何进行取舍，国家法如何对其进行整合，却极少有人能够给出可行性的意见。由于缺乏外在反思与参照，大一统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被个体所内化，个体在政治高压之下也产生了剧烈的心理挣扎与深刻的罪孽感，而不是文革之后那种顺其自然、无可无不可的犬儒主义态度。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53页。通过这样一种理论策略，民间法研究就可以合理忽视对政治权力触角仍然深入社会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及相关政治性法律实践的根本性意义[23]，由此，我们就可以回避政治体制这个不可触犯的现实性，因为研究民间法同样也能切中中国法治建设根本性问题，而国家法研究不仅老套、缺乏新意，而且己经不能回应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吴大华：《民族法学前沿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145页。胡兴东：《西南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1-256页。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通过像狗一样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来表现对主流社会形态的反抗精神，是一种对现有体制的严肃批判和不合作态度。

法学学术必须找到自我运转的动力，这一方面要求法学不得触犯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制造有既有新意又有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由此，法学学术就能通过自我迷醉的方式，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虽然学界对中国法官的职业素质低下有许多批评（例如：Peerenboom ，2002：290-295。

」 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为对司法的行政干预提供了一个正式的渠道，而法官的行政级别对于案件的结果也变得很重要。」其他许多制度在清河法院的建立和变更也都伴随着同样的立法支持，惟一的例外是1997年的人民法庭改革。根据通常的定义，法律多元是指一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秩序在同一个社会领域共存的情境（Griffiths，1986。通过这项对于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基层法院中的运作方式的实证研究，我试图为中国本土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例如：如何才能使被移植的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承载中国社会的民情、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如何在法律移植与本土的民情、制度、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塑造中国的法治进程所需要的公民伦理？本文的讨论将充分说明，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法治进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律规定重大疑难案件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而在清河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即使是一般的案件也处于庭长、主管该庭的副院长甚至院长的非正式监督之下。无论其具体形式如何，调解都是一种所谓"大众化正义"（popular justice），即"一个遵循非正式礼仪的、语言与人员上非专业化的、本地化的、管辖权有限的规则的决策过程"（Merry ，1992：162）。

如果将县法院民事审判庭与人民法庭（中心法庭）的判决率分别进行统计，则会看到一个更有价值的现象。」与人民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的一个后果。在清河县，经济的发展使人民法庭产生了新的问题。每个组织领域（organizational field）中都有相对确定的对结构的要求，而该领域中的每个组织都必须通过"同构"（isomorphism）的过程来使自己的结构符合这些要求（DiMaggio Powell，1983），从而在其所处的组织领域里获得合法性。

第二，法院组织由侧重刑事案件向侧重民事、经济案件的过渡。我曾访谈过清河县一位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执业的资深律师，当被问及法院院长对于司法决策过程的影响时，这位律师虽然在言词上有所保留，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院长的权力特别大。清河法院的调解程序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过程——同样的调解程序在县法院民事审判庭与人民法庭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运作逻辑。例如，基于1989至1996年间民事和经济案件中调解比例下降的全国性数据，麦宜生得出了中国法院正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以及中国的法律正变得越来越像法律之类的结论（Michelson ，1998：10）。

作者通过对法院的组织结构、人员、案件类型、司法过程等方面在1978-2000年间变化情况的分析说明，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的生存，是通过其自身意涵对本土的社会和政治需求的适应及本土化而实现的。法官在行政等级上的差异使他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平等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这一行政系统也为对司法的外来干预（例如地方政府、公安检察机关的干预）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然而，后文的讨论将会指出，这一科层化的司法组织的行为并不具有韦伯意义上的法律理性（Weber ，1978：215），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其社会环境所影响。在实际运作中，为了平衡民事审判庭和经济审判庭的工作压力，清河法院行政审判庭和审判监督庭的人员事实上都要负责处理很多民事经济案件。

不同审判庭案件数量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法院组织结构的断藕。贺卫方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并严重损害了法官的司法独立，因此应当被废除（贺卫方，1998d ）。根据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9条，人民法院调解民事案件时应当遵循公开和自愿的原则，即调解程序应当是一项公开程序，并且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本文希望通过对一个基层法院的个案研究来说明，法律制度的移植使中国的法院在运作过程中必须面对多元的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所导致的合法性①「在本文里，我基本上遵从韦伯在《经济与社会》里对合法性的论述，即合法性可以由传统、基于情感的信仰、价值理性或者法律（包括正式法与习惯）而归于社会秩序（Weber ，1978：31-38）。强世功编，2001，《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钟建华，1993），都认为市场经济应当成为中国法律制度的基础，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则应当按照西方的法律制度模式来建立。

虽然1990-2000年间的平均判决率（0.254）要高于1982-1989年的平均判决率（0.174），显示出调解的应用在20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有所减少，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民事案件的判决率一直很低，平均只有0.232，即使在判决率最高的1999年也只有0.336.也就是说，20年来清河法院超过3/4的民事案件是以调解结案的。以上的分析仅仅是最初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清河法院也像全国各地的法院一样被"砸烂"，直到1978年才恢复建院。（三）从人民法庭到中心法庭 人民法庭制度一直是中国基层司法中的一个独特的制度。

同时，由羊绒经销引发的经济案件往往很难执行，因此人民法庭面临着日益艰巨的执行任务。②「当时国家把公、检、法部门定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Cai ，1999：138）和镇压阶级敌人及其他罪犯的锐利武器（Zhang ，2003：76），这一定位使中国的法院一直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从对法院人员的称谓上就可以看出来。

换句话说，因为二者在法律意识上的区别，农村地区的当事人较县城的当事人更倾向于运用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当然，文中的一切问题都由我本人承担。我并没有像现存的大多数本土的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研究一样深入到传统社会的最远处，而是选取了一个正在经历显著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县来研究中国基层司法，是因为我始终相信，国家法与民间习俗的关系问题并不只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强烈反差中才能最好地体现出来。然而，中国法院繁重的工作量以及对审判程序的轻视造成了在实践中绝大部分案件都由一名"承办法官"来负责，而合议庭的其他法官或者人民审判员只起到符号化的功能。

（4）2000年，现有数据中的最后一年。无论是中国的立法者还是法律学者（例如Cai ，1999。

以下一段关于行政审判庭工作的文字来自清河法院1997年的一份未命名的文件： 行政审判庭共收各类案件12件，由于"民告官"的法律意识尚需加强，因此受理的行政案件比较少，自1990年建庭以来，平均收117件。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惟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

对法律移植的研究将导向一种基于制度合法性的新的法律多元理论，这一视角将法律制度宏观的全球化过程与微观的本土化过程相联系，关注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语境里多元的规则系统的互动，并且强调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在进入本地之后被社会建构而取得多元合法性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中与被移植的法律制度相互作用的社会秩序并非都是所谓"规范性秩序"，而还包括民情、政治、经济、组织等层面的各种成分。

总之，由于各审判庭工作量的巨大差异，正式的司法组织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断藕现象，而这一现象在行政审判庭表现得最为强烈。（一）工作量的不平衡性和行政审判庭的符号化功能 虽然清河法院司法组织的变迁过程清晰地体现出建设理性司法系统的努力，在实践中这一科层化的组织却形成了断藕现象——法院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与其正式职务经常迥然不同，而不同审判庭工作量的极度不平衡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5）人民诉讼意识增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政案件的稀缺。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法律秩序或者社会秩序能够完全自发地产生，任何法律传统的形成都是在与其他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相互作用中完成的。这便触及到了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

图4的结果对许多关于中国法院的现存研究结论提出了质疑。梁治平，1997，《乡土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收于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问题曾在中国法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贺卫方（1998b）的一篇同名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后也产生了很强烈的社会反响。强世功，1997，《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策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第3期。